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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術欲圓,行旨須直


              ——黎錦熙《國立西北師院畢業同學錄題詞》賞析


                    1947年,曾任國立西北師范學院院長的黎錦熙先生為《國立西北師院畢業同學錄》題詞:“知術欲圓,行旨須直;大漠孤煙,長河落日。”并以他別具一格的國音字母書之。題詞中“知術欲圓、行旨須直”句,深刻地揭示了知、術、行、旨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取歷史上形象反映西北地區自然風貌與人文特征的膾炙人口的詩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中“圓”和“直”兩個意象,巧妙地表現出了對大學生的知、術、行、旨方面獨特的精神期望。這則題詞意韻深邃,儒雅考究,對仗工穩,特色鮮明。體現了深厚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精華,備受歷屆師生的推崇與喜愛。
                     黎錦熙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1913-1914年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歷史教員,既是毛澤東的老師,也是“可與商量學問,言天下國家大計”的朋友。1919年,他到北京師大的前身北京高師任教,曾任北京師大國文系主任。1937年,隨北京師大遷徙西北,任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教務主任、國文系教授、系主任,1945年任國立西北師范學院院長。北平師范大學復校后歷任北平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等職。著有《新著國語文法》、《比較文法》、《國語運動史》、《方志今議》等50余部專著,主持編寫了《漢語詞典》、《同音字典》等大型辭書。黎錦熙先生對我國現代語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就在他1978年逝世前夕,還向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提出了“漢字與機器相結合”的具體方案。
                     黎錦熙先生1947年為國立西北師范學院畢業生的題詞,并不是突發奇想的應時之作,而是長期思考和踐行的結果。1946年,黎錦熙先生為西北師院畢業生題詞:“即知即行,說到做到”,雖然語言通俗直白,但內容講的仍是“知行”問題。再追溯到1940年,黎錦熙先生在西北師院新生訓練畢業典禮的訓詞中,用大量的篇幅闡述了理論與實踐、學術與宗旨、知識與生活、提高與普及的關系問題,它所講的這些內容,歸納起來,實際上都是“知”“術”與“行”“旨”的關系問題。黎錦熙先生在西北師院工作期間,無論面對新生還是畢業生,反復強調“知、術、行、旨”問題,說明“知術欲圓,行旨須直”,是黎錦熙先生長期思考的結果,是他的學術實踐與教育理想的高度概括,是對學校厚重的文化沉淀的精采提煉,也是對西北師院學風教風和師生精神狀態的最佳提煉和美好期望,彰顯了學校精神文化的特質,表現出了豐富的人生哲理和深刻的教育理念。
                    “知”既是對認識、知識、理智與智慧的概括,也是對探求知識、培育理智和積累智慧的過程的概括,《禮記?中庸》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講的就是知識、智慧、理智對人的行為品質的影響。在黎錦熙先生看來,“知識”既包括科學理論、人文知識,也包括生活常識。“術”,是指道路與方向以及保證在正確的道路上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的方法策略、技藝技能和學說主張。“圓”,即豐滿完整、融通圓滿、全面廣博。“知術欲圓”就是要告誡大學生,在學識、理智和處理實際問題的策略、技能、主張方面,須要追求全面、完整、融通、廣博的境界。
                    “行”,是規律,是傳播,是實行、行動、行為,是人的實踐活動。“旨”,即意圖、志趣、宗旨,是主導人們行動的指導思想、理想信念。“直”,端正,正確,持久。“行旨須直”,就是要求人的行為和各種實踐活動,必須在正確理念指引下堅持不懈進行,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知術欲圓,行旨須直。短短八個字,其中包含著對教育工作及人生修養的幾大關系的深刻認識。
                     一是“知”與“術”的關系。黎錦熙先生認為,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只有在廣博的常識基礎上,個人的專業技能才能夠得到好的發展,才能夠使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轉化為對社會有用的學術。他曾在1940年對西北師院新生說:“無論求學和做人,都要以廣博的常識為基礎。例如沒有廣博的常識,盡管專精一門,成了一個專門學者,也是沒有出息的。”因為“這種專家出來辦事,除開他所專精的一個小范圍以外,一切都不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應用他所專精的學理,來解決社會上的實際問題?固然理工等科有所不同,但如一個工程師或醫生除他所學的一門以外,一切都不懂,在他的業務執行上恐怕也要受到影響。這種專家并不是沒有用處,只是成了一種機械,一種器具,只能做八股式的文章,只能當冬烘式的教員。”冬烘是迂腐、淺陋的代名詞。據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誤放》載:唐朝鄭薫主持考試,誤認顏標為魯公顏真卿的后代,遂將他錄取為狀元。被別人作詩嘲諷:“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可見,黎錦熙在這里所期望的,就是大學生不要僅僅滿足于腦袋里裝滿知識,還必須正確處理“知”與“術”的關系,更加重視將這些知識與實際生活結合起來,具備處理實際問題的策略和能力,不作機械式的、器具式的、冬烘式的大學生。
                     二是“行”和“旨”的關系。黎錦熙先生十分重視“行”和“旨”的關系,他曾以禪宗“參話頭”的教學方法為例,闡釋了“宗旨”對于行動的重要意義。他認為,“行腳”和尚一件袈裟,一個瓦缽,走出廟門,過山登峰,渡水越壑,盡力千辛萬苦,接觸形形色色的人物,但他始終專精一念,就是要參透的那個“話頭”。禪宗的教材太神秘了,但是,“他的教法,可以說是最平凡而又最巧妙的,就是用‘行腳’的方式,旅游、考察、觀察、實習,讓學者去積廣博的經驗,所見所聞,眼前事物,一絲也不放過,時刻把廣博的經驗來參證他這專精的一點,久而久之,宇宙間的一切,都成為他這種專門研究的材料,都可以證明或發揮他這專門研究的原理原則,乃至都可以觸動他的靈機,完成他的歸納,來發明創造他這種專門研究的新原理新原則,試問:這種專家豈有不成功的?不要以為這只是用于哲學的研究,或者限于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是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也都如此,若不然,為什么人人都常見的開水沸騰、蘋果落地,只能讓瓦特和牛頓出來做發明家?文學也是如此,如不然,為什么司馬遷寫一部《史記》,先要便覺名山大川?所以,無論求學和做人,廣博的常識是可以從書本講習得到的以外,還要從實際事物的閱歷上,積漸得到廣博的經驗。這不但可使他所專精的學術能夠社會化、實用化,還可進一步推進他對于所專精的學術更能有所創造和發明。”(見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五日出版《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校務匯報》)所有理性的生活都是學習,因為它包括經驗的解釋和改造。因此,教育必須像文明生活一樣,是一組可以共享的經驗。為了獲得經驗,解釋和改造經驗,每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都應當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完滿、完善與永恒的社會價值,并“專精”于這樣的宗旨,以達致“動必有功,處必能久,遭遇任何艱難阻礙,信仰不變,努力不止,以低于成功”的效果。
                     三是“知”與“行”的關系。知行關系是中國古代教育家、哲學家十分關注的話題,也是人生的永恒課題。宋代朱熹說:“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他還認為,“知”與“行”是相互促進的,“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知術欲圓,行旨須直”,要求人們追求廣博的知識與全面的能力,追求耿直的行動與堅定的信念,就是基于“知”“行”相互促進的原理。黎錦熙先生不僅十分重視師范類大學生的知識追求和人生修養,還十分重視師范大學的科學研究和知識創造工作,他曾在1932年說過:大學者,具有創造力之學府也。師大而無研究所,終將不能成其為“大”,研究所而辦理不善,則亦“大而無當”。研究所為師大之生命線。我們應該反思此三十年間師范教育的成績如何?今后應取什么途徑?古人有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研究實際問題,創新積累知識,是大學及其師生必修的重于“生命線”的“知行”課。其實,黎錦熙先生的這則題詞,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教師總體上的教育觀,就在同一時期,常道直先生為畢業同學的題詞是:“膽愈大而心愈細,智愈圓而行愈方。”講的還是“知行”問題。在這些先師看來,教師不僅要用學識影響學生,更需要以行動教育學生,因此,知行問題既是做人求學的道德問題,更是師范教育的關鍵問題。只有把知行統一起來,了解他們相輔相承的關系,堅守知行統一的人生哲學,踐行知行統一的道德原則,才能做一名合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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